金融机构归拢特别要严守反操纵法,本国际清算银行行当维持快捷上扬。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反垄断法草案。反垄断法的出台实施将对中国金融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此,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窦尔翔。

◆建立健全银行并购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发展银行业市场化并购的基础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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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归拢特别要严守反操纵法,本国际清算银行行当维持快捷上扬。窦尔翔说,反垄断法的出台实施将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个是一般企业的资本运作,一个是金融机构的资本运作,在存在资金瓶颈、现有市场格局比较稳定、市场空间有限的背景下,小企业要产生和发展壮大是不容易的。如果这时不保护小企业,而放任“大鱼吃小鱼”,将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利率不断提升、货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所产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外资并购压力巨大。我国企业存在资金实力小、规模小、缺乏国际竞争经验,反收购能力必然低下,如果不借助外力的影响,强大的外资很容易通过不断的并购,在某些行业形成事实上的垄断。日化行业、橡胶行业发展中的教训值得吸取。

◆规范银行并购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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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十大排名官方网站,金融机构归拢特别要严守反操纵法,本国际清算银行行当维持快捷上扬。反垄断所涉及的金融机构并购问题,国外早已有了不少实践案例,并购规模不断刷新纪录。在发达国家,强强联合式合并是主流。强强联合式合并可以分为同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式合并和异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式合并。同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式合并,即具有竞争关系的同业之间从事水平结合,目的在于扩大营运规模,同时借裁并分行、缩减人员等配套措施,达到降低成本、发挥规模经济的效果,如银行业与银行业之间的合并,证券业与证券业之间的合并。异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式合并,即是异业之间的多角化结合,主要着眼于开拓企业版图,增加业务项目,透过产品多样化,分散风险,发挥互补功能,提升营业绩效,达到范畴经济优势的效果。如银行业与证券业结盟,或是金融机构与信息业合设网络银行。但是,金融机构合并尤其要遵守反垄断法。在美国,银行合并是否适用反垄断法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初期,银行合并浪潮促使美国国会开始关心银行合并问题。1960年国会通过了《银行合并法》、1963年的《克莱顿法》、1966年国会对《银行合并法》的修改,都是金融业反垄断的见证。我国金融制度具有动态性,目前由于尚不允许混业经营,金融并购会受一定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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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与此同时,我国银行业维持快速发展,我国监管制度也有了长足进步。总结过去十年的发展经验,可以更好地推进我国金融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澳门十大赌场网址开户,金融机构归拢特别要严守反操纵法,本国际清算银行行当维持快捷上扬。金融机构归拢特别要严守反操纵法,本国际清算银行行当维持快捷上扬。一是破产公司原则。与其让公司破产,不如让新的所有人通过合并来取得并管理公司的资产,以便保持竞争状态。问题金融机构很多都是一些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破产将危及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还可能危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具有危及经济及社会稳定的严重负面效应,如能促使问题金融机构被并购,尤其是市场化并购,无疑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因此,反垄断法对并购问题金融机构予以一定程度的豁免是必要的。

伴随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和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银行业经营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小银行承受了不小的压力,银行业内部分化显现。在此背景下,近期监管明确表示要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破产机制,银行业市场化并购将逐步引起行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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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整体经济和社会公益原则。根据该原则,一些可以改善整体经济和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企业合并可以得到豁免,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德国、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反垄断法对此都有相关规定。由于金融机构的公共产品性和风险的传染性,金融机构清算的副作用具有放大效应和连带效应,所以问题金融机构被并购是一项符合社会整体公共利益的事情。因此,根据该原则,反垄断执法机关也可以使并购问题金融机构得到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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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已历经10年。10年间,国际银行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之一是中国银行业的较快发展,在全球实力的显著提升。

窦尔翔说,反垄断法会对金融机构的并购问题产生影响,对我国金融创新也将产生重要影响。我国金融改革滞后于实体经济的改革,也滞后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这使得我国的金融改革或创新表现为模仿与自主创新的结合。由于中国体制环境的特殊性,完全接受式的模仿效果肯定不好。改造式借鉴和自主创新将会是改革的主流形式。但由于信用环境条件尚不成熟,金融制度创新存在两个特征:一是强制性金融制度创新不足,二是诱致性金融创新动力大,但受到国家认可的比例、速度不足,往往只能在灰色地带运行。今后应当加大对诱致性金融制度创新的关注、观察、调研和扬弃。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武雯

  规模跻身首位。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为7.2万亿美元,低于美国银行业的13.05万亿美元、德国银行业的11.26万亿美元、法国银行业的10.48万亿美元,略高于日本银行业的6.75万亿美元。2016年底,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攀升至33.42万亿美元,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银行业规模分别为16.78万亿美元、8.26万亿美元、8.78万亿美元和9.16万亿美元,分别仅为中国银行业规模总量的50.2%、24.7%、26.3%和27.4%。2007~2016年,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为364.2%,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银行业分别仅为28.6%、-26.6%、-16.2%和35.7%。2017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252万亿元(约38.6万亿美元),为全球最大银行体系。四大国有银行均位列全球资产排名前五名。

 

并购对银行业发展意义深远

  盈利保持领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银行业盈利水平明显下滑。而中国银行业则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态势。2010~2016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银行业的平均ROA分别为0.96%、不足0.4%和0.33%。同期,我国银行业平均ROA在1.2%以上。中国银行业的盈利结构不断优化,非息收入占比持续提升。2017年,中国银行业的非息收入占比为24.5%,较2010年提升4.3个百分点。

 

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尽管政策托底的趋势依然不变,能够对银行业经营形成一定的支撑,但其效应可能会边际递减。监管正在进一步多措并举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银行业更大力度的支持实体经济。在货币政策稳健基调下,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银行负债端利率相对平稳,但资产端定价下行压力加大。尽管银行业总体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但局部区域和领域的风险依然不能忽视。直接融资和科技金融的发展,在客户、产品和市场等多方面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之间形成持续升级的竞争。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步伐加快,外资银行享受了国民待遇,中国银行业将迎来更多具有先进经营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的外资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剧银行业的竞争态势。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中小银行风险事件频发,究其根源,宏观经济的下行使得深绑地方经济的中小银行更容易受区域经济风险暴露的影响;忽略了“堵偏门”,经营管理能力较弱、业务处于灰色地带的中小银行受到较大的调整压力,风险加快暴露。一个时期以来,部分中小银行也确实存在着公司治理缺陷、业务集中度高、盲目扩张规模、风险管理薄弱,以及流动性紧缺五方面的问题。发展银行业市场化并购将有助于化解行业运行风险、保障行业健康运行、提升行业发展水平。

  风险防控能力不断提高。过去10年,中国银行业管理和处置风险的能力显著提升。特别是2013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速趋缓、信用风险压力不断加大,银行业成功应对了资产质量持续下滑压力。2017年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4%,2012年以来不良率持续升高的趋势已得以扭转,且当前的不良贷款率在提升风险管理和处置能力的过程中,我国银行业不断夯实拨备和资本基础,损失吸收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2017年末,中国银行业拨备覆盖率为181.42%,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0.75%和13.65%,显著高于中国版巴塞尔Ⅲ的要求,核心一级资本在总资本的比例达78.8%,高层级资本占比显著提升;我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下称“G-SIBs”)也建立并不断完善恢复与处置计划机制,为应对不利金融风险冲击制定了详细预案。

加大银行业并购重组力度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金融竞争加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环境下,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正在上升。并购行为有助于保护危机银行的存款人利益,可以避免因银行破产给行业运行带来不利影响。银行业并购的推进有助于提升行业经营管理水平,优化行业资源配置。危机银行虽然暂时失去了偿付能力,但其仍可能拥有可观的价值,包括传统的专业经营优势,可以为并购方提供相应的商机。并购有助于促进银行多元化业务发展效应,促进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之间的业务协同效应,提升银行业整体经营管理水平。成功、有效的并购有利于银行自身价值最大化。

  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银行业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一方面,体现在大型机构在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机构中的地位变化。2011年,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首次公布的28家G-SIBs名单中,我国仅1家银行入选;而在2017年的30家银行中,我国已有4家机构上榜,其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跻身第二组银行,在系统重要性得分30~50位的银行中,我国还有6家银行上榜,部分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得分已经非常接近入围标准。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2016年末,共有22家中资银行在海外6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353家分支机构。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海外资产规模达10.59万亿元,占同期五大行资产规模的11.6%,较2009年提升了近7个百分点。

从国际银行业经验看,排名世界前100家大银行中,大多数银行都有并购其他银行、扩大规模的经历。除了中资银行,规模较大、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都是在并购重组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特别是20世纪末出现的大规模银行并购浪潮超出以往,产生了许多金融巨擘,如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汇丰控股、瑞穗集团等。通过国际并购,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银行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通过兼并与收购,大型商业银行多样化经营模式日臻完善和成熟,向客户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的能力大幅提升。一些银行实施并购后弥补了对方资产与经营的不足之处,实现了成本的降低。

  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并购市场发展滞后

  中国银行业实力的提升,离不开监管改革所创造的良好环境。2008年以来的10年,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银行业整体格局没有太大变化,并购市场发展滞后主要在以下三方面体现。

  一是深入参与国际监管改革。为弥补原有监管政策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危机以来国际监管组织出台了一系列新措施和新要求。我国深入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制度改革,推进落实各项国际规则,并在多个领域采用较国际规则更为审慎的监管标准,包括实施更高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要求、更严格的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定义(HQLA)、更高的拨备监管要求以及风险加权资产内评法计算产出下限要求(Output
Floor)等。这些政策对促进银行业平稳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在积极推进国际监管规则落地的同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推迟部分不利于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监管措施的落地,如将中资G-SIBs的TLAC要求实施时间延后6年。

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银行业并购历史较短,已经发生的并购的主要动机为化解金融风险和维持金融稳定,在并购过程中通常带有较为浓郁的政府干预色彩。综观我国银行业并购的过程,往往从确定并购主体、选择并购对象、把握并购进程,到最后确定并购交易条件及金额等,都较多地受到政府的影响。对于处在危机中的银行,政府出资剥离不良资产,协助大银行完成并购,对于控制风险的系统性扩散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一些区域性的银行,政府动用税收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来帮助它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或者是提高其资本充足率,有助于维持区域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中央政府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置换不良资产等手段提高资产质量,吸引战略投资者,有助于达成战略性的金融改革和开放目标。在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政府的牵线搭桥与宏观协调是必要的,但如果参与过度也会由此产生一些问题。干预过度有可能使处于收购方的优势金融机构因救济被收购方而效益下滑,难以对被收购方的经营机制进行有效重构,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原有的金融风险。过度干预也往往使要素的流动违背市场规律,影响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兼并重组的过程缺乏效率,金融机构间合并的结果不能实现整体利益最优化。

  二是及时治理各类金融风险。2013年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速趋缓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速,国内金融业态发生了深刻变化。银行体系呈现出资金脱实向虚、资产质量下滑、金融乱象频发等突出问题,金融风险快速累积。我国监管机构审时度势,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各类风险,取得了良好效果。2010年以来,我国银行业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和表外业务快速增长,导致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突出,为此,我国相继出台《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将表外理财纳入MPA广义信贷规模考核,强化了同业负债的监管,并开展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专项治理和综合治理。为应对不良资产压力,我国先后发布了推进债转股、成立债权人委员会、重启不良资产证券化、降低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等政策。为规范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我国推出《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指导意见》《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行业自律组织互联网金融协会也宣告成立。这些政策措施,对防控金融风险产生了重要作用。

虽然目前有《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国有企业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法》以及各监管部门的相关条例规范着我国银行业的并购行为,但适用于银行并购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法律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有的法律法规在具体操作上存在一些不足,难以有效地指导复杂多变的银行并购活动。一是法律规定方面存在“盲区”,如并购过程中的资产处理、债务回收、税收安排、人员安置等方面的问题尚没有明确规定。二是法律规定较为笼统抽象,可操作性偏弱。例如《公司法》尚未对形成垄断做出原则性规定,尚未制定具体的并购准则。三是有关法规的权威性和连续性缺失和不足,容易形成并购行为的短期化。缺乏健全法律依据的后果便是银行并购中无法可依,在具体操作中不可避免受到各方面干预,并购行为难以体现真正的市场行为。银行业并购只有在健全而规范的制度框架内运行,才会保障并购双方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对银行并购给予支持、协调和指导会更加有利于行业市场化购并活动的健康开展。完全摒弃政府参与银行购并活动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三是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首先,我国在夯实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一方面,四家大型银行相继成为G-SIBs,接受资本、杠杆率、TLAC和恢复与处置计划等额外监管要求,《大型银行监管强化标准》出台,从资本、拨备、流动性等方面对大型银行实施额外监管要求,大型金融机构稳定基础进一步夯实。另一方面,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面世,跨境投融资宏观审慎得到强化,动态准备金和动态贷款损失准备制度付诸实践,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也在酝酿推出中,治理顺周期问题的监管体系正不断完善。其次,监管协调机制得到明显加强。2013年8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7年7月,国务院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了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2018年,我国将继续深化监管机构改革,机构间协同监管能力将得到显著增强。最后,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得到强化。针对机构不同性质,调整市场准入条件,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夯实现场和非现场检查,提升对风险案件的处罚力度。针对同业、理财、表外等跨界业务,联合多部委集中进行整治;对互联网金融、金融创新、IT系统、消费者保护等重点领域建立专门机构,推动监管向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

从目前的实际运行情况看,国内银行业并购大致分为三种:横向并购、牌照并购、政策性兼并收购。龙头机构主导的横向并购,以整合客户资源,产生区域与规模的协同效应为目的;由金控属性的金融集团发起的牌照收购,以实现全牌照下的全产业运行为目的;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兼并重组,主要是推动本区域国企资源整合。不同于国外商业银行并购主要是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我国商业银行并购是以“强弱”结合为主,被兼并的银行一般都是出现问题的银行。由于国内银行间的并购活动主要以“问题导向型”为主,目标是解决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往往会导致并购机构间存在“貌合神离”现象。有些并购案例致使合体后双方摩擦不断,管理费用上升,经营成本增加。此外,我国银行业跨国并购的水平相对较低,并购目标的规模较小,且并购目标仍以亚洲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为主。

  我国还完善了银行业市场退出机制,2015年,正式推出《存款保险条例》,建立了对经营困难金融机构存款进行限额偿付的制度,为市场竞争机制的落实创造了重要条件。

健全制度 加强监管

  四是国际监管合作取得显著成果。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监管机构的国际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作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我国通过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议程设置、标准制定和评估实施,积极履行国际职责。除此之外,我国积极参与双边监管合作,截至2017年底,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确定的跨境银行监管原则,我国已与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及合作协议。监管国际合作的加强,为中资机构拓展境外业务创造了有利的监管环境。

建立健全银行并购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发展银行业市场化并购的基础性工程。银行业并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政策敏感度高,并购过程涉及包括国有股权退出方式、恶性竞争、恶性收购、行业垄断限制、外国投资者介入,以及市场退出等一系列问题。当前,应加快银行业并购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建议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巴塞尔银行有效监管核心原则》要求的《银行并购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银行并购“保驾护航”。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

未来规范银行并购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至关重要。应明确政府在并购过程中的定位,使其能够通过执行法律法规为银行并购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规范银行并购行为,支持、协调和指导银行并购活动,而非直接参与并购的具体活动。政府需加强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的监督及质量的保障,避免银行间并购出现盲目性,同时防止在并购过程中产生垄断现象。政府可通过财政、金融等间接手段适度参与银行间并购。从产权、法律、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明确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既能够做到合理监管和协调,又不至于过度干预和参与。进一步强化商业银行并购中介机构体系建设,发挥好会计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投资银行等机构的作用,使中介和政府的功能有效区分,按照市场规则解决并购中存在的问题。

  历次银行业危机都推动了银行业管理制度的完善和改进。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近十年我国银行业发展积累了一些重要经验教训。以史为鉴,进一步推动我国银行业改革及监管政策的完善,更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服务于我国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为此,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建立灵活高效的并购监管机制是保障行业并购活动有效开展的重要举措。在根据金融并购特点调整监督策略的基础上,应抓紧制定相关办法,形成针对性的管理机制,如建立金融并购的先期预报及可行性制度,保证监督的充分性,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有效运行;实现整个并购监管过程有专门的机构以专门标准来进行调控,专业地发挥监管机制的作用。加强国际交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相关体系构建。

  处理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系。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基础,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发挥着优化资金配置效率的作用。各国金融制度的设计和市场发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偏离问题,因此,评估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是一国宏观经济发展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银行业的发展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过去十年,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壮大,正是立足于这一基石之上。同样,我国银行业未来能不能实现从“规模”向“强大”的突破,同样取决于是不是与我国转型经济更好地融合发展。历史上,经济危机是催生银行业危机的重要诱因,而银行危机又会对经济衰退产生“加速器”效应。当前,我国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为银行业平稳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金融政策安排和监管制度调整,要更好地引导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金融资源的运作效率,防止资金脱实向虚。形成经济与金融发展良性互动的有利局面。

明确银行并购目的及策略是并购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行业监管和政府指导,促进银行明确并购战略及后续清晰的定位,以增强自身综合竞争力为导向,通过对市场进行认真研究和可行性分析,对比并购成本和收益后,主动作出是“强强联合”还是“强弱并购”的判断,或是进行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一种或多种并购方式来完成自身建设。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与并购对象在经营机制、企业文化、投资观念方面的整合效应,使银行业并购行为最终成为以资本为纽带,以效益为目标,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资源有序流动和有机整合。跨国并购中,中资银行应有意识地开展对国外新型银行业务有一定优势、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金融机构的并购,以达到扩展银行业务领域,增强我国银行创新能力的目的,借此提升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要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有些创新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而有些创新则为了监管套利,助力资金脱离实体经济,造成较大的风险隐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美国房地产贷款衍生品业务的过度创新。要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首先要厘清创新本质,辨别“好创新”和“坏创新”,支持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好创新”,控制存在监管套利性质的“坏创新”。其次,对合理的创新行为和产品要有特定制度安排,通过风险测试、实验区等机制,提高对金融创新影响机理和潜在效果的分析、预测能力,及时制定监管原则和监管框架,稳妥地复制推广。

  要处理好竞争与稳定的关系。物竞天择是自然界演化的法则。对金融业而言,充分发挥竞争机制作用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升金融业服务效率。然而,竞争加剧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历史上,机构过度竞争造成的危机案例屡见不鲜。上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机构数量一度高达13000家以上,美国储贷协会危机爆发后,通过竞争、并购和机构的破产,银行机构数量不断减少,目前为5000多家。2008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大多呈现机构数量下降、集中度显著上升的特征,银行业市场结构整体趋稳。而我国则呈现出集中度下降,机构数快速上升态势。治理脱实向虚问题,一项重要内容是要处理好银行业机构准入和市场竞争的关系。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鼓励新型机构设立和新的资本进入;同时,要根据市场结构的变化,优化准入标准,避免市场的无序发展,避免市场过度竞争,防止金融体系不稳定性风险。此外,要强化各类银行特许权价值,大型银行在业务范围、规模上具有优势,也有较大的外在溢出效应,因此会有一些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而中小银行的监管标准可适当调低,但须坚持以传统银行业务为主,经营范围要聚焦于特定市场。

  要处理好借鉴国际经验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关系。危机以来,国际组织不断推出的新政策、新制度都是在充分汲取危机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有益成果。借鉴这些成果,对于完善我国金融监管规则,促进金融体系健康平稳发展意义重大。然而,应当注意到,国际上很多监管政策都是基于欧美国家市场环境的产物,与我国国情以及经济金融发展状况未必完全“兼容”。因此,需要根据对我国金融发展环境、市场运作机理的深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金融政策更好地适应我国金融发展及经济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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